在《五世达赖喇嘛传》中详细描写了开工那天的奇异“瑞兆”：“在此前的日子里，狂风不时大作，从当天起，晴空碧霄，连一丝微风都不曾吹起，虹光四射，白云萦绕，美不胜收，贵贱人等都亲眼目睹花雨飘落，出现了奇异的瑞兆，……开始挖出的都是油质的土，后来出现的都是白土。”
此次重建保留了松赞干布时期的法王洞与圣观音殿。1647年藏历7月，主体工程基本完工。第二年藏历4月，外围工程竣工。5月初，东大殿、大藏经殿、密乘乐园大殿的壁画开始绘制。此项工程是为今日布达拉宫白宫部分的雏形。
在扩建布达拉宫的同时，五世达赖渴望得到中央政府支持。1643年，五世达赖就派人前往沈阳，朝见清太宗皇太极，皇太极给达赖、班禅和固始汗等都写了回信，并称赞达赖喇嘛“拯济众生”，“扶兴佛法”，还赠了厚礼。1644年顺治帝即位后，派人入藏邀请五世达赖进京。
1652年五世达赖前往北京觐见顺治皇帝，接受中央的册封和金印。这年正月，五世达赖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率随行人众3000人，自西藏启程，前往内地。1653年1月15日(顺治九年腊月十六日)，五世达赖到达北京。顺治帝以“田猎”为名，在南苑会见五世达赖时，赐坐、赐茶、赐宴，待以殊礼，当天由户部拨供养银9万两。1653年2月20日，五世达赖喇嘛离开北京时，顺治帝除赐贵重厚礼外，还命人在南苑德寿寺为达赖饯行。
顺治皇帝敕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自此，“达赖喇嘛”的封号被正式确定下来。此后，历世达赖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遂成定制，确定了清朝在西藏的主权关系。
1653年五世达赖返回拉萨，白宫已经竣工。五世达赖便从哲蚌寺的噶丹颇章宫移居白宫顶上的西日光殿。自此以后300余年，布达拉宫成为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权力中心。
在白宫兴建的同时，索朗绕登还在周围建立了四个城堡，即天王堡、凯旋堡、福足堡和地母堡。宫前山下筑方形城墙，城墙正南筑有南大门，东西两侧筑有两个门，东南、西南还设有角楼。
重建初期的布达拉宫，在一个西方探险者的笔下被真实地绘制出来，让后世得以了解其形容。1661年4月，德国耶稣会教士约翰·克鲁伯与他的比利时伙伴阿尔伯特·德·奥维尔，拿着大清帝国的护照和测绘仪器从北京出发，第二年初，他们来到了拉萨。在红山下，克鲁伯画了一幅布达拉宫的素描，这几乎是目前唯一能够见到白宫重建完成而红宫尚未开工的布达拉宫外景图。着这幅素描中，布达拉宫的规模也只占据了红山的上层区域，远远小于今日体量。
1682年，五世达赖在布达拉宫圆寂。摄政王第司·桑结嘉措暂不发丧，这个秘密保守了13年。1690年桑结嘉措主持了布达拉宫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扩建——兴建红宫，以安放五世达赖的灵塔。
第司·桑结嘉措最初的设想极其宏大。他要以曼荼罗的方式修建这座宏伟的红宫。曼荼罗，即藏民日常修习秘法时的“心中宇宙图”，共有四种，即所谓的“四曼为相”，一般是以圆形或正方形为主，相当对称，有中心点。
桑结嘉措希望把五世达赖的灵塔殿建成3层金顶，天窗上建筑幢形佛堂，释迦牟尼像居于中心，反映时轮法规的建筑群。但是这一构想遭到了上层僧侣们的反对。因为这必将拆掉松赞干布留下的法王洞和观音殿，并且占卜的结果也不利于桑结嘉措。如果桑结嘉措的计划得以实施，今天的布达拉宫将更像一座“佛”的宫殿，而且中心对称，3层高的金顶下严格按照曼荼罗“宇宙图”格局安插殿宇群。但是他的计划未能实施，在实际施工中，红山中北部原吐蕃时期的殿宇原封未动，东西庭院则大为扩建。布达拉宫开始接近今天所呈现的面貌，耀眼的红宫被置于白宫的西侧，用以容纳五世达赖的灵塔。白宫也被大规模地扩建和改建。红白二宫的外面，庭院、长廊和向山下延伸的巨大阶梯把四座孤立的城堡与主体建筑联系在一起。
红宫的营建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件盛事。
当时西藏所有最杰出的匠人都参与其中。历史记载，这些民间工艺领袖包括石匠大头领门塔杰、木匠大头领奈萨瓦·江央旺布、木雕大头领白朗·贡布、铜匠大头领罗巴·莱甘巴、金匠大头领旺秋、金属雕花大头领欧珠、铸造大头领交热·顿珠、画匠大头领门汤画派的洛扎巴·丹珍诺布和钦仁画派的桑阿卡巴·曾培、泥塑大头领群培、铁匠大头领仓巴、缝纫大头领热孜夏·索南、缝纫大头领甲日赞丹以及江夹顿珠等。康熙皇帝特别派出了114名汉族能工巧匠，以及尼泊尔工匠19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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