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隋唐时期，由于佛教的兴盛，白马寺达到鼎盛时期，全国乃至世界各国大德高僧纷纷前来朝拜，这其中就有为中日友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唐代高僧鉴真和尚。武则天也多次亲临，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写有“月明见古寺，林外登高楼。南风开长廊，夏夜如凉秋。”赞誉寺境幽雅的著名诗句。唐末期在全国范围的灭佛，使白马寺受到重大打击。宋太宗赵光义又下令重修白马寺。元至顺四年（1333年），由大书法家赵孟　书刻《洛京白马寺祖庭记》碑，现仍立于寺内，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我们今天看到的白马寺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整修，大门匾额即为当时镶嵌。如今白马寺的面积大约有四万平方米。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铸造的一千余公斤的大钟，仍悬于殿内。

虽然后世学者对这个传说和佛教初传中土的时间、路径等颇有争议，但一般佛教徒对此津津乐道，汉明帝求法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基本公认的事实，白马寺也就作为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最初标志，蜚声古今中外。

从白马寺始，我国僧院便泛称为寺，白马寺也因此被认为是我国佛教的发源地。历代高僧甚至外国名僧亦来此览经求法，所以白马寺又被尊为“祖庭”和“释源”。

大相国寺

开封大相国寺

开封大相国寺，座落于“七朝古都”开封市市中心。创建于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原名建国寺。传说中原为战国时信陵君宅院。七世纪初唐睿宗诏改寺名为大相国寺，睿宗李旦为了纪念他由相王即位当皇帝，遂钦锡建国寺更名为“相国寺”，并亲笔书写了“大相国寺”匾额。宋朝大相国寺作为当时京城最大佛寺受皇帝崇奉，成为鼎盛一时的皇家寺院。该寺名僧辈出，并在许多历史及文学作品中留下记载。

中国佛教寺院与社会各阶层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特点在大相国寺表现尤为突出。它既是佛事活动的集中地，又是社会文化、经济活动的汇聚区。唐宋时期，皇帝诏旨任命方丈、颁发度牒、迎请或题赞佛牙等活动时常在这里举行，佛诞日、佛吉祥日、腊八日，这里均有烛照香熏、内容繁复的佛事活动。高僧、达官、文人、使节、民众出入其间；佛事、巡幸、娱乐、参访、商贸汇集其中。名人荟萃，雅士云集，极一时之盛。唐睿宗、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宋徽宗、明显宗、清高宗等为寺院题额；吴道子、石抱玉、车政道、李邕、王温、杨惠之等或留下壁画、或留下塑像、或留下碑刻；范仲淹、欧阳修、苏轼、梅尧臣、赵明诚、黄庭坚等人所写有关此寺的作品，都成为传世之作；赵普、寇准、狄青等名相、名臣，均在此留下足迹。

香烟缭绕，彩幡飘舞；梵钟之音，远播千里。大相国寺成了中外佛教交流的重要场所。唐代，日本高僧空海赴长安学习佛法，曾寄居大相国寺。回日后，他在弘扬佛法的同时，创造了日本文字“片假名”。宋代，每逢海外僧侣来华，皇帝多诏令大相国寺接待；四方使节抵汴，必定入寺巡礼观光。宋神宗时，日僧成寻曾率第子前来巡拜。日本佛教界出于对大相国寺的钦慕，在京都也设立了相国寺，并承中土佛教之风，将禅寺中高等级者列为“五山十刹”。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大相国寺在一次人为的黄河决口中被大水淹没。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和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皇帝下诏两次重修，弘历皇帝亲题“敕建相国寺”匾额。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黄河决口，大相国寺再遭厄运，损毁严重。

定国寺

定国寺供天法会

新乡定国寺位于河南省安阳市东北侧九公里处的韩陵山之顶，始建于北魏。“韩陵片石”为安阳八大景之一。相传汉代大将韩信在此屯兵时，因其义母暴病而死葬此，故称韩陵。东魏都邺后，高欢为宣扬自己战败尔朱兆等的功绩，大肆为其树碑立传，于北魏永熙年间，在韩陵山建一座定国寺，五进院落，五层大殿，雕梁画栋，雄伟壮观，占地面积66670平方米，闻名海内外。高欢并旌功刻碑，命御史温子N撰文。南北朝时，南朝遣派使臣庾信出使北朝，见闻虽多，却多不赞誉。而到韩陵山定国寺时，看到温子N撰写的“韩陵山寺”碑文，潇洒流畅，寓意深刻，文彩绚丽，赞不绝口，并将碑文抄录下来。回南朝之后，有文人学士问他：“北方文士如何？”他爽直地说：“唯韩陵片石，堪共语耳。”庾信赞誉，名传天下，故称此碑为“韩陵片石”，传抄碑文。游览学习人士络绎不绝，成为安阳八大景之一。

Page: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