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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松与《汉声》杂志的故事

记者:您为什么选择中国传统的民间手工艺作为素材?

黄永松:最初,我们觉得衣食住行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能够引起读者更大的兴趣,也很容易产生共鸣。所以在选择素材时以"中国的、历史的、民间的和活生生的"为原则和标准。

1978年,台湾经济开始腾飞之后,我们发现富裕的生活使人们浅薄的历史文化根底暴露无遗,一时间涌现出许多盲目崇洋的"暴发户"。因此,《汉声》意识到让台湾民众了解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才是最重要的。于是我们决定由英文版改为中文版,但是改版并没有想像中那么简单,英文版的《汉声》采用横向模式进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而中文版的《汉声》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纵向衔接。在这个艰难的过渡期,一位朋友对我说:"历史像头,现代像脚,你要做一个把二者相连的肚腹。"正是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我才一直坚持做到今天。

我带走资料、图片,但我只留下脚印

记者:在深入民间调查的时候,是否曾遇到过民间传统文化遗失的现象?

黄永松: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故事。古代有一种染布的方式叫做"夹缬"。它从植物中萃取染料,将布固定在刻有花纹的木板之间进行染色。这种方法最早起源于唐宋年间,在后代逐渐失传。虽然古书上记录了一些技法,但是其中存在许多谬误。后来,我们惊喜地发现在浙江雁荡山上的村落里有一家染坊,它仍在使用这种传统方式。我和我的团队在那里驻扎四天,完整地记录了制作夹缬的全过程。可是,当我们作完调查之后,染坊主人突然说他即将关闭这家染坊。因为这种布已经没人买了……我们立刻作出决定:购买1000条夹缬,以保证染坊继续经营。回到台湾,我在这期杂志的前页呼吁每位读者认购一条布。没想到千条夹缬竟然供不应求,被抢购一空。现在,夹缬不但在继续生产,而且已经成为独特的民间工艺品,为越来越多的人喜爱。

记者:在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黄永松:我觉得我们工作中最大的困难既不是民间文化的搜寻,也不是民间文化的整理,而是它的保护工作。因为有一些很古老的民间文化,也许你第一次去看的时候还在,但是当你再去寻访的时候就消亡了,这是让我们最痛心、最懊恼的地方。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保护与发展的结合,其实这也是全中国都面临的问题。因为现在的投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都带有侵略性,它们在带来效益的同时,也会造成损害。比如一个古风保持得很好的地方,如果被开发成旅游景点,当地的收入就会增加,但是当带着猎奇心理蜂拥而至的游客走了,无法消除的污染和破坏却留了下来。为了保护这些民间文化的原生态,在调查中,为了保护当地文化,我们坚决不允许编辑购买当地民间文化物件,只可拍照。《汉声》制定的一个原则现在已经成为台湾的名言,即"我带走资料、图片,但我只留下脚印"。

有困难,也有欣慰。1981年,我们曾出版过关于中国结艺的杂志。为了把所有形式的中国结艺都搜集起来,我们遍寻台湾会编结的老奶奶,一样一样地学。后来,我们又找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老工友,跟他们学习许多古代宫廷的编结工艺。经过四五年的时间,从最常见的纽扣结,到故宫珍藏的玉如意上挂的结饰都被我们整理出来,并将其命名为"中国结"。这期杂志在台湾出版后十分抢手,登上畅销书排行榜,"中国结"的名字由台湾传遍全球华人区,传到祖国大陆。

记者:在您印象中,难度最大、最辛苦的调查是什么?

黄永松:台湾一个海岛上有一座妈祖庙,每年到妈祖的诞辰,都会举行很隆重的仪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周围三个市县分庙的数万信徒浩浩荡荡、秩序井然地徒步穿过城市来到主庙进行祭拜。他们单程要走四天,每次往返要花费八天的时间。但是数十年如一日,这些信徒前赴后继地在坚持做这件事。为了采集到他们这项活动的全貌,我跟着他们走了四年,不但把仪式的全部过程都记录下来,还了解到这些信徒的思想、信念等更深层的东西。

还有一次,我们要记录台湾独有的一种鸟类,叫黑长尾雉。这种鸟曾经在台湾绝迹,好在17世纪的时候,曾经有英国人把这种鸟带回国培育,后来又把它送回到台湾。黑长尾雉喜欢在密林中生存,为了完整地记录它们的生存状况和习性,我只好深入丛林,在树杈间搭个帐篷,架好相机静静地守候。每天清晨,当它们飞出窝巢的时候,我就在帐篷的掩护下进行偷拍。整整一个星期,我只靠事先带去的干粮和水维持生活,每天都要饱受蚊虫叮咬之苦,但是我记录下黑长尾雉的全部情况,获取了许多珍贵的图片。有人说我是疯子,但是我觉得这是一项很值得去做的工作。

致力于建立一个民间文化基因库

记者:您觉得国际上对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认识程度如何?

黄永松:我认为在传统文化方面,国人的了解是最重要的。将一种传统文化介绍给别人之前,首先自己要懂得爱惜。所以,现在《汉声》的英文版基本上已经停刊,我们想全力办好中文版,帮助我们的国民加深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目前,在台湾,我们也出版了一些关于儿童教育方面的读物。因为在现代的台湾社会,紧张繁忙的生活可能使大人们没有太多的时间阅读有关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如果可以把这些内容以儿童读物的形式出版,让更多台湾的小孩子从小就开始接受这方面的熏陶和教育,对于国民素质的提高会具有更加长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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