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宋末元初的郑思肖，则尤以画墨兰著称。他画兰根不带土，有人问他为什么如此画，他说，“土为蕃人夺，忍着耶？”以寄寓南宋灭亡后自己的故园之思。

当时的文人常画梅、兰、竹、菊的题材，世称“四君子画”，以寓意于物的方式，寄托自己对于高尚人格的追求。苏轼一生宏图“致君尧舜上”，晚年却远谪岭南，在远离权力斗争和俗世繁华的地方日有所思，夜有所感。一次画喜鹊，题诗曰：“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总是归。九万里风安税驾，云鹏今悔不卑飞。”一面是志不为强势所屈，至今有浩然之意；另一面是“海北天南总是归”的旷达豪迈，磊落洒脱。这种文人的志气贯穿在当时花鸟画的题材与笔意当中，令人为之心折。

宋代禅学大盛，禅林中也出现了不少擅画的僧人。法常，号牧溪，擅画水墨写意花鸟，题材常寓禅意，与“四君子画”有区别。元吴大素《松斋梅谱》中曾提到他的画法是“不曾设色，多用芦查、草结。又随笔点墨，意思简当，不费妆缀。松竹梅兰，不具形似，荷鸳芦雁，具有高致。” 他的画风草率，不假雕饰，笔墨恣肆，也与禅境体验有关，在当时是一种新兴的画风，并成为后世禅宗画的滥觞。明清之际的水墨写意画家很多人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画法。法常的画多流入日本，日本禅宗兴盛，他被称为“日本画道的大恩人”。

元代的花鸟画正处在院体衰落，文人水墨写意画勃兴的时代。院体，指的是南宋时出自宫廷和画院的一种典型风格，讲究法度, 风格华丽。水墨写意画则不拘泥于笔触和拟态，而是笔法简练，意在形先。在比兴的风格上则承续了南宋以来的“君子画”风，代表画家有王渊、张中、赵孟　、王冕、柯九思、吴镇等。赵孟　题画诗道：“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明确地提出书法与绘画创作中的通感关系。王冕善画梅，他的题画梅诗，脍炙人口：“我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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