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艺术形式的是文化观念。敦煌图像的来源和建构方式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直接来自外来文化的原型，二是对原型加以改造变化，三是借纯粹木土图像来表现外来的观念。第一类，敦煌艺术的原动力首先是外来文化原型，来自印度恒河流域、南印度、犍陀罗中亚以及西亚波斯等，这一类图像以“圣像”居多，比如佛、观音菩萨（圣观音、十一面观音）等。第二类，图像的输入一定会因环境不同而得到修正。如护法武士，赫拉克里斯（Herakle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身上披看狮子皮，这是杀死尼米安狮子的战果。这个英雄在古罗马时朝尤其受到崇拜，皇帝的雕像也被做成披着狮子皮的赫拉克里斯。后来，罗马人的后裔在犍陀罗地区（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一带）崇拜佛教，佛手中将他做成佛的护卫者。稍后在敦煌和中国图像系统中披在武士头上的不是被打死的狮子而是老虎，显然这是由于在印度佛教中狮子是正面且神圣的形象。类似的图像改造比比皆是，再以佛传为例，如释迦牟尼的母亲摩耶夫人，在印度恒河流域的图像中一般近乎裸体，婀娜多姿，性感强烈。而在犍陀罗图像中穿着贴身的长袍，类似古罗马妇女的雕像，在敦煌壁画中，摩耶夫人则是身着宽袍大袖的，含蓄的中原贵夫人。摩耶夫人手扶的无忧树在敦煌也变成了杨柳树。佛经说，摩耶夫人怀孕是梦见六牙白象而至，在犍陀罗图像中就如实表现一只小象直接落向睡梦中的夫人，而敦煌却是画一位可爱的小男孩骑象，乘着彩云而来。这些图像的改造正是文化观念不同所致。第三类是直接搬用中原本土图像，这一类一般是略为次要的形象，如天宫的雷神、风神、伏羲、女娲与日月神，直接来自汉晋传统。而各个时期大量的供养人像完全就是敦煌及周边地区人物生活的真实写照。当然，在敦煌和中国佛教图像中，大量的是第二类，即混合有不同文化成分、来源且又适合本土情景的图像。这种多元、综合而又具有独立文化身份的艺术，体现并塑造了中华民族宽容大度、兼收并蓄、开放创新的品格，或许这种态度和观念是更加宝贵的、无形的遗产。

千手千眼观音像  莫高窟第3窟北壁

林琳：敦煌艺术负载着如此丰厚之文化价值，因此保护敦煌艺术更是今人责无旁贷的使命，从敦煌研究院第一任所长常书鸿先生开始，敦煌研究院的守护者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艰辛，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常沙娜（常书鸿之女，原中央工艺美院院长）：父亲经常说，自从他在巴黎塞纳河畔的书摊上见到伯希和的《敦煌图录》以后，他后来的命运包括我们全家的生活都与敦煌紧紧地相联在一起，并结下了不解之缘。半个世纪以来，父亲与我们全家虽然先后在敦煌都经历了人间的悲欢离台，但情和魂却永系敦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始终激励着父亲，他把中西文化与绘画史的学识，融汇在他从事了近半个世纪的敦煌艺术的研究与保护工作中，他既能高瞻远瞩，又能从最基础的工作着手，竭尽全力从残垣断壁中保护这座伟大的艺术宝庄中的一砖一瓦，同时以博大的胸怀团结了一批忠实于敦煌艺术事业的专家学者，并以精深的学识将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事业不断向前推进。敦煌的冬季是漫长而寒冷的，滴水成冰，洞窟内无法作画，父亲就利用了这个临摹的淡季，组织大家在室内围着火炉画素描、速写，父亲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在敦煌事业中突破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他一方面承担着维特当时敦煌研究所的日常行政工作，为争取保护敦煌石窟最起码的条件而四处奔波，又耍利用一切时机和条件开展对敦煌艺术的临摹研究工作，生活上还要培育未成年的子女。这一切，作为多年留学法国的画家、知识分子，在边陲沙漠荒山中，经济的困窘，自然环境的威胁等困难是可以想象的。但是父亲凭借他坚忍不拔的毅力，迎着困难一关又一关地顶了过来。父亲有过一句全家人都知晓的名言：“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不过，如果真的再有一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父亲怡似当地的红柳，把根扎得很深，透过层层的沙石戈壁吸吮着有限的水份，凭着那细密的叶子，不论是严寒酷暑，它都能转危为安，巍然挺立。

林琳：而今常书鸿先生所开创的敦煌艺术保护与研究事业正在不断发扬光大、继续前行、
通过“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我们看到了多年来敦煌卫士们的伟大硕果，为敦煌艺术情思无限，那么在当代敦煌守护者的眼里此次展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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