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了一千多年的敦煌文化，在2008年3月随着春风一起给京城注人了一股暖意--敦煌研究院挟西北大漠的厚重风华晋京办展，将几十年来临摹敦煌艺术的成果呈现给了京城观众。六十多万人次的参观数量、任何时候都摩肩接踵的展厅已经充分告诉人们，敦煌艺术展览蕴涵着难以估量的文化魅力。

涅般佛像  莫高窟第158窟西壁佛台

僻处西北、距今千年的敦煌文化究竟有怎样的魅力？是什么牵动着那么多的人流连忘返、啧啧称赞？

林琳：在中外文化交流领域，敦煌艺术承载着怎样的文化意义？

李凇（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近年在莫高窟北区出土了一些珍贵文物，有波斯银币、铜十字架、印度风格的龙王画像、婆罗迷文书写的楚文、叙利亚文《圣经》、回鹘文残书、八思巴蒙古文文书、藏文残书、西夏文楷书木印章、胡人桶、星宿图木雕版等，充分显示了不同时期各种文化对河西的渗透及与当地文化的互动。联系到百年前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许多带有外来文化色彩的艺术品，如景教人物绢画、袄教人物画、摩尼教经卷，将敦煌看作是4世纪至14世纪人类文明的博物馆，一点也不算过誉。法国学者格罗塞（Rene Grousset，1885-1952）说：“旧世界的文化，是三种人文主义杰出的产物……这就是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的文明……人类的奇遇中最为引人入胜的时刻之一，很可能就是这三种人类文明相互接触的时候。此种融合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就是希腊发现了印度……印度又随着本国的佛教而把希腊文化中的某些东西传到了中国社会……实际上，这才是真正的发现了世界。”这段具有远见卓识的话几乎就是对敦煌艺术的高度概括。然而，我认为对格罗塞的判断也可略作两个方面的调整，其一，传入中国的不仅有印度的佛教文化，以及通过佛教文化所链接的欧洲文明，还有波斯和西亚文化，包括南北朝至唐代盛行于西亚、中亚地区的各种宗教；其二，敦煌艺术不仅融会了中外文化，同时也是中华各族文化的会聚点。中原汉文化与新疆、西藏、宁夏等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得益彰，不仅使得中华文明更加丰富多彩，还在这个过程中加强了文化的整体性，将各族人民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宗教和文化的交流，使得我们意识到彼此相互尊重和学习的必要性，文明的多元性与共生的重要性得以彰显。

敦煌艺术中不同的技法与形式体现着不同的文化源头。壁画的作者当时叫做“画师”、“知画手”、“丹青上士”、“画匠”等名称，有着如“画院”“画行”之类的民间组织。一般应是以当地画师开主，但也不能排除外来画师参与的可能。从绘画风格和技法上看，一些洞窟的壁画明显带有外来色彩。早期如西魏285窟、四壁的壁画呈现出两种风格：正壁，色调以浓重的土红色为基调，人物造型与中原截然不同，出现有多首多臂、象首人身的人物，日月图像全然不同于中原，还较多采用了明暗晕染的方法，题材上也显出更多西域特色，明显呈现出外来文化的痕迹，使人觉得作者来自西域或中亚。而同窟两侧壁与前壁，则人物褒衣博带，色彩清新淡雅，线条流畅明确，还有许多汉字墨书榜题，显出中原汉文化的特点。显然这是两群不同来源的作者。在唐代的绘画中 常常可看到中原画风与西域画风并存的现象，比如天王图像，一种是以平涂勾线方式为主的中原画法，汉人造型；另一种是晕染体积的方法，人物是西域（中亚、西亚）造型，头冠上还饰有波斯王族的双翅，显示出佛之守卫者的不同方位和人种来源。北朝至唐代人已经明确意识到“华夷”有别，以不同的技法对应于不同的人种。唐人所谓“吴荷当风”，“曹衣出水”正是这两种风格的形象化比喻。北朝时期流行故事画，其构图叙事的方式与汉代传统有别。汉代画像石所呈现的故事画一般只表现故事的单个画面，即以一个代表性的情节体现出整个故事，如荆轲刺秦王。而印度桑奇大塔四门浮雕所呈现的画面则多为连环画式，并列出故事的多个情节，这种叙事方式在北朝时敦煌石窟的佛传、木生、因缘故事壁画中得以广泛应用、如舍身饲虎、九色鹿故事等。西夏和元代时期，结构谨严的曼陀罗图案、男女双身像、威猛的多首多臂像，则是深受印度教影响的藏密盛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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