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中国历史来看，还是从世界历史来看，阴山下的匈奴民族对鞍马文化的创造和青铜器艺术的独特贡献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考古学家们在阴山岩画上发现的马、牛、羊画面和匈奴墓葬中发现的马、牛、羊殉葬遗骨，说明河套地区先民少数民族驯养家畜之早、之优。他们逐水草而居，因牧猎而兴，使这里成为“亚细亚古老畜牧业的发源地”（俄
彼得洛夫语）。在阴山岩画中发现的众多射猎图、牧马图、穹庐毡帐图，艺术地再现了北方民族的游牧、狩猎生活场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称，匈奴是“中国古代民族。公元前3世纪形成部落联盟，冒顿单于统一各部，统治大漠南北广大地区”“汉王朝先后在匈奴故地设置朔方、五原、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等郡”。直到公元13世纪，元代诗人周伯琦还赞扬河套地区“朔方戎马最，趋牧万群肥”。可见这里牧业之盛全国有名。
鞍马文化：文明史上最高贵的一次征服
英国散文学家布封先生说，人类文明史上最高贵的一次征服，乃是对马的征服。东方和西方开始往来，是因为有了马。阴山一带河套地区的匈奴民族就是世界上最早驯服马的民族之一。人类第一次跃上马背，大约是3800年前的事情。中国新疆蒙古族学者孟驰北先生认为，是匈奴民族有效地驯养了马，使大规模放牧牲畜成为一种生产方式，也使依据马、牛、羊、驼的习性和种类分群放牧成为游牧业的一大类型。在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清理的一座战国时期的匈奴土坑墓中，出土了马衔、铜泡、铜兽、铜戈、铜牌铈、环首青铜刀等。
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桃红巴拉和公苏土毛发现的7座匈奴墓葬中，出土的家畜骨骼属于马、牛、羊。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呼鲁斯太的3座匈奴墓葬中，2号墓出土马头27具，呈三行排列，出土车饰1件，马面饰19件；3号墓出土马面具8件。巴丹吉林动物岩画中，也发现马占第一位，其次才是羊、驼、牛；马的画幅占2/5，羊约占1/5。驯马的成功实践，使分散的匈奴人凝聚为强大的部落联盟，打破了血缘的民族关系，出现了以地缘为核心的领地、故土和故乡的概念，为游牧国家百蛮之国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匈奴人的主体性与马的速度和灵活性完美结合，人马浑为一体，增强了匈奴人的机动性和流动性，从而彻底改变了游牧社会的内部社会结构和社会形象，使匈奴社会成为文明类型。
懂马术，建骑兵，使游牧部落来去如风，改变了战争的组织方式和攻守态势。公元前200年，匈奴首领冒顿单于以40万骑兵围困汉高祖刘邦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曾经以马的颜色编队，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龙马，北方尽乌骊（黑色）马，南方尽 （赤黄色）马。
真可谓战马如云，龙气冲天，锐不可当。北方民族史专家勃尔只斤·吉尔格勒先生在《游牧文明史论》一书中说："马镫的发明和发现，与农耕民族发明耕犁一样，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性的意义。马镫是游牧人生命的起点，马镫解放了游牧人的双手，骑手们无须再用双手紧握马鬃奔驰，骑手变成了骑兵。"考古学家们发现，在漠北诺颜山匈奴6号墓出土有木马鞍和穿马镫的孔洞。
在内蒙古阴山等地的狩猎岩画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马鞍、马镫装备的马被持弓猎人手牵的画面。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匈奴人剽悍尚武善骑射，与他们较早使用马鞍和马镫有直接的关系。考古学家已经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发现了相当于商周时期的铜铸武士和骑马武士形象，认为属匈奴的青铜文化阶段。铜人作骑马蹲裆式，右手持短剑，左手放于胸前，作刺杀状态。骑马武士，头上戴盔，双手放于胸前，作持缰之状。考古学家田广金先生推测，当时的游牧部落已经是"以马上战斗为国"，有了强大的武装力量。至于鞍马文化在中原的出现和发展，是汉族学习北方少数民族骑射的产物。没有胡服骑射，就没有震惊世界的秦骑兵，也不会有号称世界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