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政企互动共推文化“走出去”
过去，我国文化“走出去”更多表现为政府主导的对外文化交流，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特别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国内演艺产品逐渐敲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涌现出了一批“走出去”骨干型企业。与此同时，政府部门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走出去”政企互动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由政府主导的对外文化交流和由文化企业主导的商业演出已成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两种主要方式。
对此，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李冬文在演讲中提出，近年来，我国由政府部门主导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在当今的国际文化市场上，文化贸易是主流，文化企业是主体。因此，在“走出去”时，政府、企业、社团应该发挥各自的作用，承担各自的责任，有效整合资源，形成整体优势。中宣部体改办主任张晓虎、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司长王永章为论坛发来书面演讲。张晓虎表示，政府部门应着力培养一批可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文化市场主体，同时应当贯彻落实和完善相关政策，为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王永章在书面演讲中提出，政府应为出口文化企业提供相关的金融政策服务，提供免息、低息贷款或出口信用保险，允许开设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等。同时，政府部门还应完善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统计工作，逐步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能够比较准确反映我国文化产品特别是演艺产品出口的统计指标体系。
财政部教科文司副司长王家新表示，财政资金支持的是政府、企业、民间并行的“走出去”，也就是说在支持由政府主导的文化交流项目之外，更要支持文化企业“走出去”，推动其发挥主导作用。而在对由政府主导的文化交流项目加大保障力度的同时，财政资金的投入方式今后将考虑采取政府项目管理制，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促进管办分离，并引进事前、事中、事后评估手段，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见证了中国演出“走出去”的50年，其总经理张宇表示，中国演出“走出去”的前25年和后25年有着很大的区别，已经从过去单纯地为了政治任务“走出去”、为了外交任务“走出去”，变成到今天成为世界演出市场的重要成员。更为关键的是，目前，中国演出“走出去”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期，而其本身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创意时代，不仅仅是演艺企业在创新，政府也在创新，甚至政府的整个观念都在创新。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走出去”正在走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内容：“民族的”和“世界的”之辩
尽管有“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说法，但近年来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实践证明，只有采用创新的方式对国内的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才有可能生产出适合国际市场口味的文化产品。这也使得“民族的”和“世界的”之辩成为论坛当天最热闹的话题。
北京天创国际演艺制作交流有限公司总裁曹晓宁认为，民族艺术要想进入国际演艺市场就必须要把“民族的”这个点放在国际视野的纵横坐标中来定位，必须要让我们的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对接，让传统艺术与现代意识对接。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团长李西宁提出，在打造民族特色作品的过程中，必须精细处理地域符号与世界审美的隔阂、现代意识与传统模式的摩擦、个性展示与共性基础的结合，而创新正是这一过程中的“点金术”。北京派格太合环球传媒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孙健君认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个口号并不完整，不是所有“民族的”都能自动成为“世界的”，也不是所有“民族的”就应该成为“世界的”，只有对进口文化产品进行本土化改造，对出口文化产品进行国际化改造，才能形成真正“世界意义”上的文化产品。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关峡也表示，在国交“走出去”的过程中，一直在寻找的就是在共性中展示个性、弘扬中国音乐文化的路径。
国内艺术院团在处理“民族”与“世界”关系方面的成功实践当属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芭团长赵汝蘅就在发言中表示，这两部剧目的大胆创新，不仅为中芭奠定了国际声誉，更实现了芭蕾民族化，创新并发展了中国的芭蕾舞剧。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晓明研究员则表示，从演艺产品分类的角度来看，能够有效参与国际竞争的产品往往都是那些原创性比较低，民族性也比较低，能够适应大多数人需要的作品。
不过，对于这些说法，也有演讲嘉宾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中国国家京剧院院长吴江就认为，实践证明，“走出去”不是要削足适履去取悦别人，而是要坚持自己的艺术个性，宣传自己的艺术个性，在引导和普及中赢得海外观众。
针对这一话题，清华大学的尹鸿教授从形而上的角度总结说，走向世界的中国演出仅仅强调民族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强调普遍性、共通性，开掘人类永恒的主题，进一步展示和挖掘丰富的人性，表现出使世界各民族观众都能产生强烈共鸣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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