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亚洲艺术节在北京开幕，来自亚洲各国的戏剧演出、美术展览、音乐活动等将陆续上演。先后开幕的“亚洲奇迹——东盟艺术展”和时代之遇：新加坡美术馆藏东南亚美术精品展“则让东盟十国的民间手工艺和绘画精品一起出现在北京，呈现出它们多元的面貌。

31日上午，集合了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主要美术馆的亚洲美术馆馆长论坛也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各国的馆长和专家们就美术馆的发展开始为期三天的研讨。会议上，各国馆长多对中国蓬勃发展的当代艺术感到惊讶，特邀来华的印度国家现代美术馆馆长瑞杰夫·卢臣认为，中国和印度当代艺术受到国际瞩目有特殊的背景，因为两个国家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同时也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给了人们很高的期望值，而艺术家们在传统和当代之间如何开辟新路，需要美术馆给予持续的关注。

大型艺术展“时代之遇：新加坡美术馆藏东南亚美术精品展”也在中国美术馆三层开幕，展出了50年来东南亚知名艺术家的创作，其中一部分展品还呈现出东南亚和中国艺术界相互交流、影响的历史，比如有华人画家创作的传统趣味的水墨画以及油画《徐悲鸿像》等。

另外在炎黄艺术馆，展出的是来自东盟十国的传统手工艺品，华丽的服装面料、精致的佛教造像和优美的风光照片组成一个微型的东南亚“观光路线”，更有来自各国的民间艺人的现场表演，吸引了好奇的观众。来自泰国的年轻木偶艺术家在描绘装束华丽的玩偶之余，也无奈地表示在泰国也有很多传统工艺处于危机状态，只有少数依靠旅游业获得不错的收入。和中国一样，多数传统手工艺都是家庭作坊制作。

专访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谈国家级美术馆的定位

范迪安：中国美术馆并不保守

新京报：和之前与欧洲国家联合举办大型文化年活动不同，这次和东盟国家为主的亚洲国家合作举办美术馆馆长论坛这样的专业会议，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范迪安：当然和大的国际格局的变化有关系，一方面随着亚洲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艺术特别是当代艺术也越来越活跃，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关注，现在中国和东南亚、亚洲其他国家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这就使得这样的主题会议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这也和中国美术界自己的内在调整有关，过去主要是和欧美交流比较多，现在我们的自主性也在加强，有意识要和亚洲国家进行文化交流。

新京报：你认为亚洲艺术界有所谓的共同的“亚洲命题”吗？这次论坛对解决这样的命题是否有作用？

范迪安：这在学术上可以探讨，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现在亚洲美术界面对的普遍问题是如何平衡民族国家自身的美术传统和全球症候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次论坛的效果有限，我想重要的还是通过各个馆更具体地交流，希望能建立各种多边的、双边的合作，就一些命题、展览、研究展开合作，一起推动亚洲美术界的合作和发展，所以，论坛仅仅是一个交流平台，还要靠大家更多的努力。 中国美术馆会稳扎稳打打造体系

新京报：虽然国际上很关注中国当代的前卫艺术，可是中国美术馆在这方面好像落后了，而且相比之下广东美术馆等国内美术馆也有很多举措。

范迪安：这有各种客观原因制约，一是某些物质条件不具备，比如展览、库房的限制，还有经费问题；其次，因为中国美术观是国家级博物馆，关照的面太广、太大，也容易造成重点不突出；第三点，我觉得从学术上来说，当代艺术也不仅仅包括前卫艺术这一块。但是我可以明确地说，国家和我们馆方对这方面也很重视，会开展研究、收藏的计划。

新京报：国立美术馆必然要保守一些？

范迪安：不一定必然保守，在学术探讨上也是可以有前瞻性的，但是总的来说，国家美术馆应该对各种艺术潮流、艺术品经过学术过滤，把真正优秀的作品纳入到美术馆体系中来，还是要稳扎稳打，这和目前市场上各种短平快的操作不一样。

新京报：随着民间美术馆、画廊的崛起，感觉在发现艺术家、推出艺术潮流方面国立美术馆作用大大下降了，你是否有同样的感受？

范迪安：我一点也不紧张，现在艺术生态发生了变化，画廊、拍卖行非常活跃，市场很热，我觉得这有好处，让社会意识到艺术品的价值，也促进了艺术有更丰富的形式出现。我认为美术馆作为一个综合体系，把研究、收藏、展览、公共教育等等结合起来，这个立体的综合能力是画廊不容易达到的。但是民间机构这么活跃，当然也提醒我们美术馆自身能力建设应该有紧迫性，才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走到前沿。 （消息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