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打独斗和群体意识

南都周刊：今年你与大陆的文化圈互动也很多，你感觉自己和大陆知识分子比起来有什么差异？

梁文道：和大陆的文化人知识分子的互动，这是我过去一年最快乐的事情之一。2009年因为出书要去演讲参加很多活动，我认识很多人。比如去厦门跟连岳混了几乎一个通宵。在东北又认识一些人，成都又认识了一些人，这是我今年最大的收获。像陈丹青我是今年才认识的，但我们一见如故，我很喜欢他。我不能总体说大陆知识分子怎么样，但是我愿意说我恰巧认识的这些人，都是些有想法、有抱负的人。

另外，我觉得大陆的媒体人有某种群体意识，很进步的群体意识。比如说我如果今天拿一份评论给南方都市报了，发不了，他的编辑就会想办法帮我转给其他的媒体去登，在香港这是不可能的，大家同行如敌国啊，完全是竞争关系嘛。为什么他会这么转，因为他很渴望这种东西出现。他为什么渴望这种东西出现，一定是因为他对这个社会有看法，他希望这个看法传达出去。他对这个把看法传达出去的愿望的热情，大于同行竞争的这种态度。这一点让我很感动。我们这种人，至少是某个群体里面，你会觉得，对中国有承担，所以大家会惺惺相惜。香港很少有这种群体感，香港不会有知识分子群体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是单打独斗的。

南都周刊：你觉得大陆知识分子在表达意见时有什么特点？

梁文道：群体性事件的表达有两种，一种就是像石首那种，一来就用暴力闹大了。而像番禺垃圾焚烧厂这件事，就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市民运动，相对比较理性跟节制，而媒体人方面的表达也都是非常的温和，甚至迂回曲折的。而在香港我们骂政府是很直接的，我们搞运动也是很直接地搞。我们不会达到石首的暴力程度，也没有番禺事件那么温和。

南都周刊：作为媒体人，大陆和香港两地的新闻环境你怎么看？

梁文道：离开香港之后，我现在更加体会到，世界上没有哪个社会是真正百分百自由的，包括美国。但在香港或者美国，所谓的束缚是脑子里的，我们也有我们的言论审查，但那个言论审查并不在于政府会打压你，而是在于媒体可能基于商业利益，不想你批判某家企业；又或者是，主流媒体跟读者的倾向不想让你批评某种主流价值观太多，这种脑子里面的框框都会存在的。所以我来到大陆之后，感觉我们要做的是怎么在一个限定的条件底下去周旋，怎么去突破它等等。

南都周刊：常呆在大陆对你的港式思维有影响吗？

梁文道：那当然有，首先我想是知识面上跟体验面上的扩大跟增加。但是，在大陆面对的这种很容易有剧烈冲突的情况下，一般来讲我是比较抽离的，我会同情弱者，但是我也会尽量的保持理性和距离去看这个事情，我想其实我的大陆同行也是这样的。我相信自己大部分的倾向是中立的，而我们的差别如果有的话，那就在于我更有条件去中立，因为我本来就不在这个地方长大，本来就有一种距离感，我脑子思考的方法大概还是和港式的人差不多。

南都周刊：回顾下，你自己觉得2009年哪些事情对你比较重要？

梁文道：我想到的总是我有什么没做，比如说，豆腐渣工程、邓玉娇事件、香港反对兴建高铁的计划……我应该多写点东西，包括在节目上谈，但是做不过来。我自己应该花更多时间坐禅，但是我四处奔波，住酒店。我觉得很遗憾，有点荒废了自己的修行。

文章来源：中国网

编辑：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