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合璧 书写翻译人生

刚回到重庆的杨宪益本计划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因为母亲的阻拦他留在重庆中央大学英语系担任副教授。与西南联大的失之交臂，让杨宪益今后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转折。

“因为我要是去那儿（西南联大），我就搞希腊文拉丁文了。而且那个学校前身就是清华北大这么几个学校，我要是跟他们在一起，日本投降以后我就会到北京来了……也不会到国立编译馆，也许就不做翻译工作了。” （杨宪益访谈，1994年4月23日，北京）

杨宪益在接受访谈时说：“我在贵阳教了一年大学。那一年我认识了一个老朋友，他是一个胖子叫卢乾，他也是一位教授，喜欢诗词，我们很谈得来。卢乾有一个老朋友叫梁实秋，梁实秋在重庆跟编译馆有关系，编译馆请他办一个委员会，卢乾带我认识的梁实秋，梁实秋就请我参加他们的编译馆。”

从1944到1946年之间，杨宪益在国立编译馆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宋朝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这部史书长达294卷，从战国到五代，是跨度1362年，历经16个朝代的编年巨著，由于小时候的打下深厚的古文基础，翻译这部史书对杨宪益来说并不困难。

在南京期间，他参加了地下“民联”，为中共中央在南京的直属地下组织做出了许多贡献。此后，他婉拒了国民党政府“飞台”的建议，满怀信心地留在了中国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宪益曾在南京的人民政协工作，后来进入当时直属中央的“对外宣传处”（最早称“国际宣传处”），担任英文部专家。当时，有关部门在国际宣传处的基础上，在北京筹建外文出版社，准备将一批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给外国读者。这一目标，和杨宪益原来在编译馆时的计划不谋而合。他决定举家搬到北京，投身到这一事业当中，从此和“翻译”相伴。

杨宪益来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后，戴乃迭也以“外国专家”的身份入职。中国翻译史，就此多了一段佳话。合译中国文学名著时，一般是由杨宪益翻译初稿，然后由戴乃迭修改润色，成为定稿。据杨宪益回忆，两个人从未因为什么问题红过脸。日常生活中，杨宪益总是非常照顾戴乃迭，就连家常语言，他也常常主动讲英语，以至戴乃迭“埋怨”自己汉语不大流畅，就是由于杨宪益英文“过分熟练”。

直至10年前戴乃迭过世，她依然没有改变英国国籍，但她陪着杨宪益，为中国翻译事业奉献了毕生的心血，也陪着中国丈夫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所有“政治风云”。

“文革”开始后，她的外国人身份使她和杨宪益再次成为被攻击的目标。1968年4月的一个晚上，杨宪益被捕了，不到半个小时，戴乃迭也被带走了。他们被关押在同一所监狱，却无法相见。直到4年后，他们才重见天日，在他们坐牢期间，杨宪益最钟爱的大儿子杨晔因经受不住周围的压力患了精神分裂症。后来，杨宪益夫妇将其送到英国，最终他自焚而亡。而回顾这一些经历，杨宪益表现出来的却很淡然。

杨宪益和戴乃迭这对堪称中英合璧的夫妻，克服了贫穷流离，经受住政治迫害，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中国古典小说，从《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到全本《儒林外史》、《红楼梦》，丰富程度可谓罕见。杨老澄清，《楚辞》不是他们的合作成果，但他已经记不得和妻子一共合作翻译了多少作品，也不记得最后是哪一部，但他谈及一点，语气中隐隐有点遗憾，“我们想多介绍一点沈从文的作品，后来没有做到”。

文革结束以后，西方社会对中国形势非常关注，杨宪益建议出版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丛书——“熊猫丛书”，专门介绍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与此同时，杨宪益在百万庄外国专家的寓所也自发的形成了一个不定期的家庭聚会，这个被称为“杨门沙龙”的家庭聚会让当时的很多文人墨客都以进入杨宅为荣，一时之间，可以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1989年，戴乃迭病重。此后10年，杨宪益一直守在她身边细心照料。但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还是离开了人世。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写下一首缅怀诗，挂在客厅里，朝夕相对：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编辑：董继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