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是“先验的无家可归之人”。侠的出场，是为了重建正义秩序。但秩序一旦建立，侠就难以存在。哪怕是“梁山泊”那样的“世外桃源”式的秩序世界，其正义和自由也是极其有限的，侠只能再游。隐，是侠的退场。但是，隐，绝非是侠的本然性质，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忍”，真隐是无侠可言的。

游的结局是归家，但侠是无家可归，只好永远“天地为逆旅”。但是，游的过程，即为侠的价值意义所在。游，是对自由的追索；游，才能超脱日常情境，从限定的生活模式中突围。侠的生命就在游之中。侠之勇，也在游之中存在。而武侠小说，离开了侠之游，又讲述什么呢？所以武侠小说的结构均建立在侠之“游”上。而读者，陪同大侠们浪迹天涯，获得诗意的欣悦。

关怀

侠，不同于牛仔、骑士，他不是一种职业角色，而是一种文化角色。他的根基在于对世界的强烈关怀，在这种关怀中，侠，才其为侠。

关怀世界，意味着参与世界。侠的关怀，不仅仅是一种信念，更重要的是去“行”，即“有所必为”。侠有“武”，其个体生理能量强大，正因为有这种对世界对他人的关怀，才能控制这种能量，即“有所不为”，才不至于伤害世界以及自身。《天龙八部》中的少林无名老僧，就是如此去点化武功卓绝的萧远山与慕容博的。只不过称其为“佛法”，“慈悲之心”罢了。侠对世界的关怀，其动力来自于三种情感。其一，正义感。他们始终对世间的不公正有着强烈的敏感和焦虑。这种正义感甚至压倒了对自己生命的珍惜，自愿去担当世界的痛苦与荒诞。其二，义务感。人进入社会，必须承担各种义务，而义务又有积极（助人）和消极（不伤害他人）之分，积极义务的实行顺序一般为由亲到疏。大侠天生强烈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视积极义务为自己的本分和使命，并且是亲疏一律。当“天”无视草民们的眼泪、哀叫、悲伤时，这种义务感促使他们挺身而出，自掌正义，“替天行道”。

其三，耻辱感。侠士们是典型的“耻感取向人格”，无论是重然诺，报恩仇，还是救困厄，皆以耻辱感为基础。耻与辱常是他们生命中不能承受又必须承受之重。

正义感、义务感、耻辱感，使大侠们在困境中坚守对世界的关怀，坚持按原则来抵抗邪恶，甚至敢于随时“单身鏖战”，对抗世人之昏昏。

人们信奉侠，出于对这种关怀的尊重，特别是当爱心、善事都成为一种被操作的技术行为时，基于正义、义务、耻辱的大侠就成了一种拒绝麻木和沉沦的象征。当大众被市场法则、工具理性压抑得精神萎缩，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行而趔趄，终日应对，满脑筹划，滞于物，囿于己时，哪怕仅仅是在小说中与大侠们笑傲江湖，一剑在手，四顾茫茫，为人格和弱者，不惜以生命相搏，以热血来穿透生存之虚无，追索正义之所在。虽为凡人，也岂能不咋指砍案，投袂而起，获得抚慰与激励。

无论红尘滚滚，变幻烦嚣，关怀、爱心、助人、同情总是高价值的资源。因此，大侠的世界，是中国人灵魂受伤后回归的家园，是生命受挫后的憩息处。在这个神话世界中漫游，能荡其浊心，振其暮气，“豪气一洗儒生酸”，使应对性的个体具有了超应对性。

侠气

中国式的英雄不一定是侠，但一定得有侠气，否则难以得到普遍的认同；反过来，只要侠气浩然，无论其具体功业如何，就能得到普遍的尊敬。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谭嗣同“流血请自嗣同始”，豫让“漆身吞炭”、“击衣出血”，以及“生于编伍、不闻诗书”却能“屈豪杰扼腕墓道”的“苏州五人”，千载之后都能令人“高山仰止”，皆因其侠气逼人。这种群体共同感，应归功于两千年来武侠文学对侠意象的建构。侠形象实际上已成了各阶层人士共同期待的一种理想人格，侠义精神已成为民族价值观的核心，“大有侠气”就成为英雄标志。这是中国人特定的英雄情结，它决定了武侠小说的长盛。

侠气根基于侠性，侠性就是对无辜的眼泪和鲜血无法无动于衷。没有侠性，即使有心为侠，皆为伪侠。而气之凛然沛然，气之丰盈多彩，还得力于侠胆、侠情与侠识。侠胆就是敢做敢为、自承责任；侠情则是凡有爱恨，皆是出于至情至性，而没有被功利心所污染；侠识就是对自己的使命有清醒的意识。这三者的不同比例的结合，就构成各具特征的侠形象：乔峰，赵半山，胡一刀，陈近南，……。在不同的时代，侠意象也会有不同的变式和面貌，但其内在精神始终是侠性，侠胆，侠情和侠识，并以多姿多彩的侠气呈现出来。有侠气就是有血性，就是鲁迅所称道的“中国少有的，……敢于单身鏖战”的英雄，“虽千万人，吾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