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肯定首先来自伦理精神，即道义所在，则必有所为。孔子非大侠，但也断言：“见义不为，则无勇也”。侠之勇，在于敢于去死，去为他人，为某种伦理原则去死，是对牺牲和奉献理念的肯定。反过来，就正因为有了勇，大侠们才能在分担他人的苦难与凌辱的行动中，表现出不愿屈从于人生苦难的必然性，并誓死与这种必然性抗争的精神。勇，才使大侠们不相信“命运”的合理性，要以自己的存在使不可能成为可能。正因为有了勇，才使得侠的意义和价值得以彰显。勇气中所产生的意义感和价值感，使大侠们在“非存在”的威胁中，即使处于绝望状态，也能肯定自己的生命进程，“身首离兮心不惩”，如郭靖死守不能守的襄阳。

侠之勇，还应做本体论的思索，离开本体论的证实，侠之勇的价值不能完全理解。勇，是生命本身的诉求，只有生命在与压迫、摧残、灾难的对抗时，才有勇存在。勇，是人的生命反抗不自由的生存状态的表现。而且，蒂利希称“在勇敢的行为中，我们存在的本质部分压倒了较次要的部分”。这就是说，有勇，才能使人的本质得以发挥，从而超越限定的状态。勇是一种生产性的力量，它改变了生命自身，也改变了世界，有勇，人才成其为人。

勇，是人性本身所具有，但为何仍有无勇？当面对凶残、危险、苦难时，人性退缩了，怯懦就压倒了勇。因此，勇，是坚强而完满生命的象征；不勇，则是萎缩生命的表现。大侠之行为，向我们显示了勇是什么；大侠之勇，则向我们显示了生命应是什么。

游

武侠小说横行，但“武”与“侠”相连甚晚。二十世纪初，才有“武侠”一词，而且据说是从日本进口，远迟于“任侠”、“豪侠”、“仁侠”、“义侠”、“隐侠”，甚至“女侠”这些概念的产生。“游”与侠则关系久远。太史公叙侠之事，特标明“游侠列传”。侠客者，行侠之“客”也，必然在“游”。游之义大焉、深焉。

游有三义。其一为地理空间之游：游荡。“别我不知何处去，黄昏风雨暗如磐”。仗剑行天下，为侠之本色。虽追求“执杯酒，握君手，意气相倾死何有”，但相聚就是为了相离。

其二为社会空间之游：游离。入庙堂不成或不愿，隐山林不甘或不能，只能“游”。在身份、地位、阶层、群体之间游，在法律、伦理、规训、禁忌的边缘游，在“显”与“隐”之间，在秩序网络的缝隙间游。

其三为精神空间之游：游神。大侠精神的核心要素是自由：自己与他人之自由。如不愿意被既定处境所压服所控制，就必须游。游之精神即自由之精神、超越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