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话不是没有来由的，汉武帝时，他因替李陵辩护而触犯龙颜，惨遭腐刑。司马迁的个人遭遇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在世态炎凉、人情萧索的社会中，受到打击后，知识分子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侠身上。

继司马迁之后，唐代又出现文人论侠的高潮，初唐的郭元振在《古剑歌》中道“非直结交游侠子，亦曾亲近英雄人”。他借咏剑抒发自己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据说就是因为这首诗，他从当时的九品县尉直接被提拔做京官。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少年行》中“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写出唐代文人对侠客的敬慕之情。李白作为诗仙之外，他又是真正的侠客。据说少年时他曾手刃数人。“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这正是诗人旷达豪放的生命火花之释放。清朝著名诗人龚自珍的“一萧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更是道出中国古代文人理想的人生境界。50年代，随着梁羽生、金庸先后崛起香江，武侠小说又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特别是金庸武侠小说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迹，形成了新武侠小说。或许金庸日撰一篇武侠小说难免有急就章之流弊，但他曾花十年时间闭门谢客，专心修改整理其武侠小说，完成武侠小说由俗文学向雅（纯）文学的形式转变。

武侠小说世界中，侠客来去自由，没有王法的束缚，他们只须独占潇洒，而这正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渴望自由，追求精神超越的愿望体现。从这点意义上讲，武侠小说是中国文人的精神桃花源。文人之所以亲近侠客，这是因为文人作为一般意义上思想者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现实行动和实践的勇气和能力，作为一种精神补偿，文人们在文章中流露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愿望，也就不足为怪了。“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文人们只能在想象中虚构自己的欲望与满足，完成一种英雄的艺术转换。

文心剑胆侠客梦，平凡的读书写作生活有了刀光剑影的想象，生命便也平添了些许瑰丽与感动。

穿梭于时代间的侠文化

“侠”行为的存在，渐次形成了侠文化。班固在《汉书》中，对侠给予基本否定，此后侠客不再列入皇家正史，侠文化的政治地位下降，反倒是在民间野史、文学作品里流传开来。唐代李白有多篇写侠客的作品，如《少年行》：“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白日毯猎夜拥掷。”“好鞍好马乞与人，十千五千旋沽酒。”“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侠客行》:“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唐传奇中的《虬髯客传》、《聂隐娘》，以及明清时期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各种侠义、演义、评话，更是将侠文化推到了一个高峰。民末以《蜀山剑侠传》为标志，现代武侠小说一时大盛，梁羽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领军发起的新一轮创作潮，其作品则被称作“新武侠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