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风作画题诗的习惯早就流传至日本，他们的传统绘画“浮世绘”很多就是画在屏风上的，可为中日文化交流之佐证。

宋、辽、金、元时期的屏风

宋代屏风的方案资料甚少，然而形象资料却很多。如宋代绘画《梧荫清暇图》中的屏风，四边较宽，边框内镶里框，以矮佬和横枨隔成数格，格内镶板，浮雕绦线，屏心描绘山水风景。屏下镶裙板，镂雕曲边竖棂，下有墩子木。李公麟《高会学琴图》中的屏风和范仲淹像中的屏风属同一类型。宽边框，全身素面，不作任何装饰，裙板镂出壶门洞，两侧有站牙抵夹，底座与屏框一木连做。从画面看，都是室外使用的场面。推测这类屏风为纸绢裱糊，重量不会太大。

屏风的使用情况在宋代墓葬中也有所表现。河南禹县(今河南禹州市)宋墓壁画《对坐图》描绘墓主人夫妇俩生前对坐饮茶的情景。两人分坐在靠背椅上，身后有屏风遮蔽，这样的陈设形式，主要是为显示主人的地位和身份。屏风形体不大，独扇，从画面人物的比例看，高度与站立的人大体相同。估计也是随用随设的轻便之物。

 

较大的屏风形象应以宋人《白描大士图》为代表，屏心为独扇，从画面人物比例看，形体庞大。木框之内给菱形宽边，屏心满饰六方龟背锦，比屏前所设的炕榻还长出许多。宋刘松年《罗汉图》中的屏风，为三扇，中扇稍大，边扇稍窄，并向前折成一定角度，呈为“八”字形，可以自行直立。这类实物资料，有山西大同晋祠彩塑中的圣母像。圣母端坐凤纹宝座上，身后立海水纹三屏风。屏风正扇宽大，两边扇稍窄并微向前收，呈“八”字形，这种陈设形式，源于商周时期的“斧依”。直到明清时期，皇宫中还保留着这种形式。

考古发掘中也不乏其例，河南方城县出土的宋代石屏风就很典型。屏框四周起细线，下部有横档，起额外加固作用。素面，下有插榫。从形制看，与河南禹县宋墓壁画墓主人身后的屏风当属于一类。横档之下，两面刻花，一面刻小朵花卉及石榴纹，另一面刻缠枝芙蓉花。山西大同金墓出土木屏风二件，杨木质，通高116厘米，底座高38.7厘米，屏宽38.3厘米。由云纹底座和长方形屏框组成。框内装方格架，两面裱糊绫绢，然后书写作画，现仅存残片。屏框下装屏座两个，座中开口，屏风插入口内，即可直立。河南方城盐店庄村宋墓出土石座四件，两侧花纹上卷，中间有长方形缺口。高9.5厘米，发掘报告未说明用途，金代木影屏和山西大同白马河元代王青墓出土的陶影屏底座相比较，可以断定是专为架设屏见的底座。山东高唐金代虞寅墓壁画所绘的屏风，还装饰着精美的牡丹纹。

元代屏风除王青墓出土之外，还有大同市冯道真墓出土的木影屏，底座已朽，从残存的痕迹看，为云头座，屏身上部刻小方格窗，四周镶四块条板，屏身下部用两根枨档间为三格，涂深棕色颜料，外罩桐油。

宋代屏风在造型、装饰上，尤其是屏框内分割小格的作法，到明代还在普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