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试图杀出一条血路，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是完全没有用的。到后来民进党政府执政，为了政治目的，操纵族群分裂的情况愈演愈烈，他们只选取他要的那一块，其他的都当替罪羊。”所以2000年《漫游者》出版，朱天心已经不是在想认不认同的问题，她觉得自己就像放牛的孩子，“不管我怎么做，我都不被喜欢，不被接收。那我走，不惹你讨厌总可以了吧。虽然我没有真的离开台湾，但是我心理上有这样的情绪。”

出于愤怒 止于移情

愤怒是朱天心写作动力的很大来源。随着年纪变大、越来越多的理解人性，人变得不容易愤怒。她挺怕这种不愤怒的状态。

但她又说，如果有必须立即发声的愤怒，她会选择用政论说话。“我写所谓的政论，是在保护我的小说。”

她很怕变成陈映真，将更多的意义和主张凌驾于文学之上，“我还是把文学放在第一位。我觉得我有再了不起的主张，也不愿意文学在它前面低头。”对陈映真，朱天心是“既打心底里尊敬，又打心底里觉得好可惜”，心情很矛盾。

“文学的孕育时间是由不得人的。不像报纸。我们今天写报道，明天写社论，直接就可以说出来，甚至影响一些政策，文学不可能，长起来可能要二十年甚至更久，才能瓜熟蒂落。所以我很怕那个要对现状发声的情急之下，会扭曲了文学。本来要两年、要二十年（孕育），你让它硬生生地立即拿出来，根本没长好。”

《漫游者》之后，一晃九年，朱天心下笔越来越谨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现实之急迫仿佛兵临城下，让你难以有心情慢慢写它”。

她用了不少时间来做社会运动，为保护流浪动物奔走呼号，为争取外籍劳工、外籍新娘的权益站台，“以前很相信，对抗一个政权一定要用另外一个政权来对抗，才有可能，认为那个权力的游戏是有效的，可是现在不这么看。政权怎样轮替，不是说都一样坏，而是说权力的本质不会变。外省人来、本省人来（执政），蓝的、绿的，其实都一样，反而是社会和人民才是永远的承受者，永远的被统治者，只有把社会这一块给联结、站稳了，才能够抵抗政治的手伸进来。”

与作家朱天心同在的，是公民朱天心。

编辑：胡芝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