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于世 孤意于心

朱家三妙手，朱天心的父亲朱西宁、姐姐朱天文都是台湾重要的作家，但三个人的创作风格又格外地不同。如果说《维摩经》里描写的“天女散花，花不沾衣”，好似朱天文的出尘清明，那么朱天心则是“沾衣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与姐姐的冷调子不同，朱天心的文章里充满了热烈的人间气。天文说她：事事沾身，深情于现在这个世界；而在天心自己看来，创作者的肉身来人世一场，无非就是要响应当下社会的问题，作品是官能的延伸、是她所能思考的东西。

在香港书展的演讲，题目她选择了简洁有力的两个字：呐喊。她说：“回想长期以来的写作，不管是什么题材，什么状态，自己那个姿态都是‘呐喊’。天文更习惯在人家旁边观看，她会觉得，无论你有多么了不起的好想法，也没有必要强加于别人，她不相信人是可以被改变的。而我始终觉得，自己认为是好的想法、价值或者信念，都会想要说服哪怕是一个人。”

最早飞扬浪漫、被指为“闺秀文学”的《击壤歌》，其实就产生于“呐喊”：“我念台湾升学率最高的北一女中时，人们对北一女中的反应是：北一女学生就是只会念书的升学机器，也没想法也没青春也没热情，什么都没有。我自己觉得不是这样子啊，里面有多少我们的梦想、感情在。那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这样、这样……忍不住要写出来，不吐不快。”

而此后朱天心的作品，由于与现实的密切、笔调的犀利，很多一出版就引起巨大讨论和争议。她1978年发表的《佛灭》，曾被小说家苏伟贞纳入“台湾历来最受争议的二十篇小说”。里面大量正面的性描写，在当时被认为“给台湾文坛打了一筒‘催情剂’”，而真人真事的创作素材，更引发那个夏天台北的一桩“文学政治事件”。

政治深海 自剖内心

朱天心写过很短时间的政论，甚至亲身参选过“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现在她仍是台湾民主行动联盟的积极参与者。

台湾近二十年政治上剧烈的变动、纷杂的乱象，无法不影响到朱天心的创作。她写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被评论家王德威称作“世纪末台湾文学首选”的三部曲：《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漫游者》，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当做“政治小说”来读—从里面可以清晰看到，政治环境带给小说家的焦虑。

二十年前，朱天心三十岁，台湾刚刚“解严”，“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使台湾往更好的方向走，但李登辉为了巩固自己不稳的统治玩‘族群’，结果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人人开始站队，个人生活也被政治篡夺。”朱天心认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是在用悲情来打造“国族神话”，把悲情的意识当成一个桶箍，箍在每个人头顶。“在这样的语境下，像我这种父辈是从大陆来的外省人，就很容易成为替罪羊。会动不动被问：你认不认同台湾？或者很无聊地被撩拨：万一有一天台海战事起，你会靠向哪一边？我的心情很复杂，就会想，与其让别人来误解你这个族群，来解剖你，不如我自剖好了。”

1992年她写《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就是在做这件自剖的事，鲜血淋漓，站在人前。“台湾的外省人，接受民主启蒙的过程其实很痛苦。以前感情上很信任的国民党政府，当你必须面对民主理念时，才知道它并不符合民主，在历史上做错很多很多事情。尽管这些事情你不知道，你也没做过什么坏事，但还是会陷入深深的自省：你对待政府对待政权，怎么能用信任和感情呢？应该用监督批判怀疑的基本态度面对权力啊……对国民党，你必须像哪吒一样，割肉还母，割骨还父，再痛苦你也得做。”

到写《古都》的1997年，台湾已经经历过“总统”大选，在万众欢腾、大家都高唱认同时，朱天心希望争取一种“不认同的自由”。她觉得此时的台湾，应该有那样的自信，不再把外省人、原住民割裂开来，不再去怀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不可以不认同的人我也欢迎你，也能容忍你？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健康的地方。如果所有的人只能表达一种感情，爱，不能说恨，不能说讨厌，那不是我想要的生长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