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中国外文局资深编辑家和翻译家、《今日中国》杂志原副总编辑、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开始者之一沈苏儒老先生走完了自己90年的人生历程，离开了我们。8日，今日中国杂志在医院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告别仪式。就在告别仪式上，把头一天晚上刚刚赶制出来的两本书捧到了沈老面前，这便是他的新著——《对外传播理论•翻译研究文集》。因为有了这本书的问世，让所有熟悉他的人在为他的逝世深感痛惜的同时，也为他留下这又一笔宝贵精神财富而略感欣慰。

由中国外宣老前辈朱穆之题签、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和副主任蔡名照作序，由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和今日中国杂志社选编、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辑录了沈苏儒先生历年来发表的对外传播理论和翻译两方面的论文，涉及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有43篇，涉及翻译理论研究的有9篇。发表的时间从1984年到2009年。可谓沈老多年心血结晶。

沈苏儒先生生于1919年， 1953年从英文《上海新闻》(新中国第一张英文日报)调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外文局的前身)。之后一直在外文局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以后，沈苏儒先生开始研究和传授对外传播理论知识，并与外文局原局长段连城先生一起，为我国的对外传播理论奠下了基石。当时，局长段连城同志出版了《对外传播学初探》这本开创性著作。沈老紧随其后，出版了《对外报道业务基础》和《对外传播学概要》。进入新世纪后，沈老自告奋勇，为段著作了补充和修订(段连城先他而去)，自己则出版了另外两部新著——《对外报道教程》和《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

在翻译研究方面，沈先生以《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的最高境界：信达雅漫谈》这两部权威著作，确立了他在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

除已出版的这四部专著之外，沈先生还发表过大量关于对外传播理论和翻译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是他对外传播学理论和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对外传播理论和翻译研究的又一新成果。今结集出版，对丰富对外传播理论和翻译研究成果及其进一步系统化，对推进全国对外传播理论和翻译研究工作，都具有重大意义，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沈老走了，但他用毕生的努力，为我们留下了对外传播学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宝贵遗产。书中所附部分对他过去已出版著作的评论文章，对学习和理解沈老留下的精神财富，会有所启示。

沈苏儒与中国的对外宣传

对海外读者，尤其是对台港澳同胞和华人华侨来说，沈苏儒这个名字也许并不陌生。他是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沈钧儒的堂弟；他的元配夫人陶琴薰是国民党要员陶希圣的千金，两人是国民党时代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的同班同学。因为这个背景，沈先生在“文革”中备尝艰辛。但是拨乱反正以后，他的这一背景却让他在观察世界时有更广阔的视野，在对外介绍中国时也成了一种优势。当他把自己在新中国从事对外宣传的丰富经验上升到理论并且加以传授的时候，更是格外受到重视。他的许多见解，已得到中国对外宣传部门领导者们的认可，也为这一领域的从业人员广泛接受，进而用以指导自己的工作。

  1958年，沈苏儒、陶琴薰夫妇在北京与三个孩子合影。

从新中国第一张英文报纸——《上海新闻》开始，一直到今年五一前最后一次住进医院，沈先生一直从事和关注着中国的对外宣传事业。他做的是对外宣传工作，但他又是最早提出用“对外传播”取代“对外宣传”的有影响的人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