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安徽省申报的徽剧，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这是一件意义重大且隽永的大喜事，因为徽戏不但是有着300年历史、面临濒危困境的安徽地方剧种，而且它孕育了我们的国剧——京剧，有“京剧之源”的美称；甚至连中国南北几十种地方戏曲剧种，都与它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且让我们寻着先人的足迹，一览“徽戏”历程。

昨日辉煌今何在

徽戏的产生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一般认为，徽腔徽调出现在明嘉靖年间，是在弋阳腔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戏曲声腔，其特点是一唱众和，热闹有趣，有着很强的感染力。徽戏声腔最初源于以安庆为中心的安徽南部地区。当时，弋阳腔传入徽州，变为徽州腔，传入青阳，变为青阳腔。明万历年间，南方四大声腔之一的“昆山腔”传到徽州一带，徽州腔很快融合了昆曲因素，形成了“四平腔”，而后又形成了“昆弋腔”。明末清初，西秦腔传到南方，对“昆弋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昆弋腔”受到山西、陕西梆子和其他声腔影响后，逐渐变为“吹腔”和“拔子”，两者结合，俗称“吹拔”。此外，徽州当地一些山歌、采茶歌、花鼓调、莲花落等，也是徽腔形成初期的重要养分，在徽戏的演唱中，也能起画龙点睛作用。徽戏正是在“徽州腔”“青阳腔”的基础上，经过吸收其他戏曲的特点，逐渐发展起来的。

清朝是徽戏的黄金时代。清朝中叶，徽戏风靡全国，形成了一个唱、念、做、打并重的完美的剧种。乾隆末年，徽戏日臻兴盛，出现了一批颇具规模的班社。清朝庚戌年（公元1790年）9月21日是乾隆皇帝的八旬“万寿”。全国各省有名的戏班，都被召进北京演戏庆寿，“安庆徽”戏班便是其中之一，名旦高郎亭率“三庆班”入京祝寿。随后，“四喜”“春台”“和春”也接踵而来。这是徽戏第一次登上北京的戏曲舞台，当时被统称为“四大徽班”。“四大徽班”为乾隆皇帝的八旬“万寿”庆典演出结束后，没有南返，留在了北京。从当年的10月中旬起，他们就转入民间戏曲舞台献艺了。“四大徽班”能同时走红于北京，原因在于，他们虽然同是“徽戏”，却各具特色。“三庆班”擅长演有头有尾的整本大套的戏；“四喜班”擅长演以“昆腔”见长的剧目；“春台班”的演员以青少年为主，观众长久看中老年的戏，乍看童伶戏，顿觉耳目一新；“和春班”的演员大多精于翻扑跌打，擅长武戏，而当时北京戏曲舞台上武打场面很少，令观众感到新奇。

徽戏经过清代中叶至民国初年一段大繁荣之后，民国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农村经济破产，国民党政府对徽州乡村庙会活动大加干涉；加上京、沪等地京剧浪潮的冲击，不少徽班加入了“京徽会流”的队伍，农村的徽班则大多解散，艺人流离失散或解甲归田。于是，徽剧渐渐衰落，直至解放前夕，徽戏可说是奄奄一息，几成绝响。

建国后，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徽戏得以新生。1951年徽州成立了“戏改会”，在全区范围内进行徽戏老艺人登记，并开办艺人训练班。同年5月，安徽省第一个徽剧团 “群乐徽剧团”在休宁成立，集中了程发全、鲍进昌、余银顺、汪云廷、项少轩、左俊鹏、程秋贵等一批老艺人，又招收一批新学员，开始挖掘整理、恢复排练一批传统剧目。1954年该团还代表徽州的徽戏，到上海参加“华东首届戏曲会演”，演出了《醉打山门》《借靴》《凤凰山》等戏，受到田汉、马彦祥等专家与广大观众的好评。1956年，“安徽省徽剧团”在徽州筹备成立，两年后迁往合肥。1959年休宁“群乐徽剧团”改为“徽州地区徽剧团”。自此，省、地两级徽剧团集中了约三十多名老艺人，招收了百余名新学员，开展了大量的挖掘整理徽剧遗产、培养徽戏接班人的工作，使徽戏这枝行将枯萎的艺术花朵，又重新在舞台上展现出灿烂的光辉。1959年安徽省徽戏进京献艺，演出了《水淹七军》《百花赠剑》等戏，获得巨大成功，受到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赞扬，其一句“京剧的前身是徽戏，京剧要寻自己的祖宗，还要徽戏中去找”令徽戏再次震撼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