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但是中苏同学之间、艺术家之间却没有什么隔阂，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仍然存在。不过，此时中国学生的学习环境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能享受最优惠的条件了，郑小瑛已经得不到苏联官方提供的任何实习机会，而一个年轻指挥若无法在导师指导下与乐队合作、实践，就很难获得实用真知，她为此十分焦虑。于是，安诺索夫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个人出面组织乐队为她安排一些交响乐指挥方面的实习。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2周年时，在安诺索夫的帮助下，郑小瑛在克林姆林宫举行了一场庆祝音乐会。郑小瑛把这场音乐会看作对祖国的献礼、对导师的回报，因此精心安排了演出曲目，上半场是中国作品，后半场则突出中苏友好的主题。

过后不久，周恩来总理来到了莫斯科。中国驻苏使馆特别组织了一台晚会以慰问非常辛苦的总理一行，郑小瑛有幸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

晚会上，周总理问在延安时期就认识的歌唱家仲伟准备唱什么，她答道：普契尼的《燕子》和《王贵与李香香》。总理说：“李香香？老掉牙了啊？你们有谁会唱《洪湖水浪打浪》？”当时歌剧《洪湖赤卫队》正在国内风行，可身在莫斯科学习古典音乐的留学生们哪知道这事儿啊，一个个都傻了眼。“国内3岁小孩都会唱的歌，你们这些学音乐的却不会？”这时，几位在使馆工作的女同志抢着说：我们会！“好啊！”总理马上大声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吧！”然后就挥动手臂打起拍子，领着大家唱起了：“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看着总理忘记了疲劳，充满激情的眼神，郑小瑛把这生动的一课永远牢记在心。后来，当总理了解到郑小瑛学的是歌剧、交响乐指挥，还满怀关切地说：“指挥不容易啊。好好学习，将来回去是有用的。”之后几十年的岁月里，只要想起总理的这句鼓励和他谈笑风生、带领大家高唱群众喜爱的歌曲的情景，郑小瑛的心头就充满温暖。

1962年，第二届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时，殷承宗来莫斯科参加比赛。决赛之前，郑小瑛特地为殷承宗做了一顿川味的牛肉，让他吃好，体力充沛。大家还给他腾出一间卧室，保证他休息好。比赛时，留学生们一窝蜂地挤在音乐厅的二楼，凝神屏息地仔细观看他的演奏——虽然当时殷承宗的人气很旺，但因为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大家对比赛结果都不敢有太高的期待，因而最后得知殷承宗终于与一位英国选手共同获得第二名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跳起来为他欢呼。

首次在国际歌剧舞台执棒

之前慧眼识珠的杜马舍夫得知郑小瑛来苏联学习指挥交响乐指挥后十分高兴。他热情地为她介绍了另一位资深指挥家巴因来担任她的校外老师。这位老指挥家利用剧院的休息日，给郑小瑛上课。正是这位老指挥家的教诲，最终成就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登上国际歌剧舞台的女指挥家。

1962年，巴因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要让郑小瑛在苏联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一场意大利歌剧《托斯卡》的公演。当时，作为学生根本没有资格在音乐剧院指挥公演，巴因此举可谓打破了以往的惯例，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促成此次机会的，除了被郑小瑛称为“好老头”的巴因把自己的一场演出让给了徒弟外，还因为莫斯科音乐剧院与中央实验歌剧院（现中央歌剧院）之间的传统深厚友谊。1954年，莫斯科音乐剧院曾带着《天鹅湖》、歌剧《冲向暴风雨》、《叶夫根尼•奥尼金》等剧目访问北京。那个时候，中央实验歌剧院的同志们非常热情地接待过他们。虽然郑小瑛当时并没有接触过他们，但她能够强烈地感觉到，这次，莫斯科音乐剧院的朋友们是把这种友好的感情回报在了她这个中国人的身上。

为了成功联排，郑小瑛认真地做着准备。在那个录音录像设备不足的年代，要学，只能在巴因现场指挥的时候，藏在乐池里，拿着一本歌剧的钢琴谱边看边记，用心把老师的音乐处理、指挥手法一点点记下来。那时莫斯科只有两份指挥必须使用的《托斯卡》的总谱，一份在大剧院，一份在莫斯科音乐剧院，有一次，巴因指挥完《托斯卡》没有马上交还总谱，偷偷递给了爱徒。郑小瑛就连夜把总谱上的配器抄在了自己的钢琴谱上……由于认真做了准备，4月份的联排非常顺利，一点磕巴都没打，给乐队和剧院同仁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9月，莫斯科音乐剧院突然通知郑小瑛10月3日代替她的老师指挥《托斯卡》的演出，可是不再给她与演员和乐队合练的时间了，而且，这次的演员并非上次合作过的班底，乐队也是半年前才匆匆走过一遍，这样的直接公演，风险实在很大。可是有没有勇气应承这个命运的挑战，成败往往就在这决断的一瞬间。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劲头的郑小瑛，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个难得的考验，因为通过了不懈的努力，她已是成竹在胸。

应巴因老师的要求，剧院特别为郑小瑛做了一张海报：白底蓝字，写着“指挥郑小瑛，莫斯科音乐剧院演出”。巴因老师对郑小瑛说：“你应当有个证明，让你的国家和人民都知道你在莫斯科的出色成绩。”这张如今看起来非常简陋的海报，至今仍是郑小瑛最宝贵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