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三纲五常”阻力创新

众所周知，传统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最大。儒家文化的保守性，被许多人看成是中国300年来不易吸收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我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思想的“守一”和“齐一”，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促成的价值观，又抑制了人们进取创新的精神。厚古薄今、顺天承命、安于现状、跟随大流等意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又多是经验型的，研究自然现象往往观物比德，使之人性化、伦理化，科研又过于注重实用性，而缺乏对客观事物原理、规律的深入探索。

在中国，所谓的理论创新，大多数只是对某些政治大家的理论加以解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相较于改革开放之前，现在的学术氛围具有一定的自由性，但是我国几千年来都有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严重禁锢着研究者，以至于出现了论资排辈、权威至上的现象，没有形成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氛围，不利于中年尤其青年科学研究者创造力的发挥。

杨振宁在讲到中国本土为什么还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明确指出：“中庸之道对于科学发展不是最好。中国为何没有得出欧几里德的几何定律，在于它所揭示出的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科学精神与中国倡导中庸、不太允许标新立异的文化传统相背离，这种文化机制不利于培养标新立异的科技人才。”

中国科研的制约因素

对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调查表明，获奖离不开科学的接代连续性。也就是说，知识的积累与创造，不仅与前人的劳动有关，而且还与几代人之间的智力接力有密切的关系。国外有研究证明，孕育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至少要有三代人的知识积累方能见效。这说明社会、教育、科研等环境包括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知识遗传”因素的影响，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对前辈的治学态度、研究方法以及思维习惯的潜移默化的继承上。

我国科学家知识积累不足、缺乏科学家群落的问题比较明显。有人对中、老年两代中科院院士进行抽样估测，结果显示，他们出身于专业世家的平均不足39%，而其下一代继续从事高层次科学研究的则不足10%。尤其是合作精神在我国科研人员中也比较薄弱，存在着不少文人相轻、难以合作的现象。这与科学研究越来越成为集体的创造的趋势很不相称。丁肇中1976年获奖前，实验中参与找美夸克证据的研究人员还不很多，到了1995年前找顶夸克存在的证据时，已有两个以上的实验组总共800多人共同工作，一起做这篇大“论文”。未来的世界正在变成一个“研究村”。 而我国科技界中“论资排辈”、只愿做“鸡头”不愿做“凤尾”的现象与之极不适应。

诺贝尔奖奖励的是原始性创新科技，对人类整个文明、社会进步都有重大影响作用，而要得诺贝尔奖，必须具备“努力+机遇+合作精神”三个要素。不少科学家已经认识到，积极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及相当水平的大师合作，或成为他们的学生，或者认真拜读他们的论文，利用他们的成果作进一步开拓和发展，是争取诺贝尔奖的“一条捷径”。但要做到这一点，缺少积极合作的精神显然是不行的。

编辑：董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