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建国大业》上映以来，似乎掀起了一场全民关注的文化热潮。这部浓缩了1945年重庆谈判到1949年开国大典的波澜壮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史、云集了一百七十余位当红明星的影片《建国大业》，在商业票房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在主流文化建设方面做出了应有贡献。

  北京新世纪影院，电影《建国大业》上映，吸引了很多观众。

崭新建构了中国“国家形象”

全球文化传播时代，《建国大业》在文化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可能在于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崭新建构上。

所谓“国家形象”，是近年从国际政治学、传播学领域引入文化学乃至电影学的一个新名词，一般认为是指在一个文化交流传播愈益频繁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外部公众、国际舆论和内部公众对国家各个方面(如历史文化、现实政治、经济实力、国家地位、伦理价值导向等等)的主观印象和总体评价，主要通过媒介和舆论传播与表达，是国家整体实力(尤其是“软实力”)的一种重要体现。

毫无疑问，如果形象表现适当，它对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亲和力，对内则具有强大的文化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具体就电影文化传播而言，按我(陈旭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的理解，“国家形象”系指国内外观众通过电影的观看而形成的对中国国家、文化整体的有关价值观、伦理观、审美理想、生命力、精神风貌、社会状况等的总体印象、总体评价。

这一术语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引发电影研究界的热情是理所当然的。在相对封闭的、国际上不是通过电影来了解国家形象的年代，这个名词也许是一个缺少实际意义的假命题，但从八十年代中后期《黄土地》、《红高粱》等影片走向国际并引发国内关于它们是不是向西方电影节评委和观众“展示丑陋”并邀宠的争议开始，到今天中国电影越来越走向国际市场，在文化交流中愈益显得重要，海外观众通过银幕上的文化形象来认识中国的国家形象越来越普遍。

据一个在美国普通民众中的调查显示，最为美国普通民众熟知的两个中国人，一个是李小龙，一个是成龙，而这显然都是因为承载他们银幕形象的电影传播的结果。美国《外交政策聚焦》2007年2月8日题为《功夫片的地缘政治学》的文章在评价华语大片《卧虎藏龙》的国际成功时写道，“《卧虎藏龙》在国际上的成功，催生了一个正在上升的中国形象，并提高了世人对中国文化的评价。”因此，电影如何塑造和表现国家形象的问题成为一个迫切而重要的命题。

影片的“标杆”性意义

我们的电影中，不乏表述中国现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性巨片，但这些影片的视角往往表面上是客观的，但导演的表现其实却是主观化，影片常以历史主人自居的全知叙述者的权威语调，宣告历史的进程、趋势，两党、两军对决的必然结果，胜负正邪主次判然分明。而《建国大业》完全没有那种威严的画外音(只是惜墨如金地用了一些字幕)。有些段落直接用历史纪录片，有的段落则更是有意营造纪录电影的效果。而影片表达的对历史失意者的那种宽和、体察、平和的大度心态，甚至是一种“大江东去”式的历史感悟，都毋宁说是历史的诗意吟咏和人文激情的涌动。

《建国大业》在历史的宏观叙事中融入了个人命运的沧桑感和人性的悲凉与深度，在大刀阔斧的历史风云之余，别有一种历史沧桑感，从而表现出影片历史观的开放性和先进性。就此而言，《建国大业》树立了一根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