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遗址公园——不是游乐园

“让大遗址如公园般美丽!但考古遗址公园不是建于遗址上的主题公园，不是建筑师竞技的舞台，这里的主角只有一个，就是遗址。同时考古遗址公园也不是游乐园，不是普通的旅游景点。”单霁翔强调，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要避免一哄而上、一劳永逸。

中国的大遗址以土遗址为主，本体脆弱，残损严重，考古研究工作本身就极为艰难。“如果在依据不足，调查不深入，研究不透彻、论证不充分的情况下匆忙建成的遗址公园，对于遗址产生的不利后果难以想象。”单霁翔提出了自己的担心。

他同时表示：“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是当前形势下我国大遗址保护的一条有效途径，但并非唯一出路。”

“从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到主动的规划性保护，从‘打补丁式’的局部保护到着眼于遗址规模和格局的全面保护，从单纯的本体保护到涵盖遗址环境的综合性保护，从‘画地为牢式’的封闭保护到引领参观的开放式保护，从专一的文物保护工程到推动城市发展、改善民生的文化工程”——单霁翔指出，我国大遗址保护经历了这五大变化，在加强考古和保护工作的基础上，遗址的展示与利用将是今后面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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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考古遗址公园

以考古遗址为依托建设遗址公园的做法在国外早有先例。

美国1916年成立国家公园管理局，目前下辖70000处古迹遗址。世界范围内的遗址公园包括：雅典卫城考古遗址公园，希腊，世界文化遗产；吴哥窟遗址，柬埔寨，世界文化遗产；塔克西拉考古遗址公园，巴基斯坦，世界文化遗产；庞贝考古遗址公园，意大利，世界文化遗产；迦太基考古遗址公园，突尼斯，世界文化遗产；杜加考古遗址公园，突尼斯，世界文化遗产；沃吕比利斯考古遗址公园，摩洛哥，世界文化遗产等等。

在日本，遗址保护始于1922年，但直至1965年，仍以“现状保存”为主。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土地开发热潮席卷全国，遗址保护受到巨大冲击，连著名的平城宫遗址都曾一度受到威胁。

这种形势下，遗址展示与利用的重要性逐渐显现。一方面要通过多种展示手段的综合运用，将遗址以更加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给普通参观者，另一方面通过对遗址整体景观的精心塑造，使遗址成为令人流连忘返的游览胜地。大室公园、吉野里历史公园、飞鸟公园等都是日本考古遗址公园中的上乘之作。

我国的考古遗址公园

我国的遗址公园建设实践操作先于理论研究。

1983年，由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将圆明园遗址确立为遗址公园。

1985年，北京大兴建成了团河行宫遗址公园，此后又相继建成了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明城墙遗址公园、皇城根遗址公园等，目前，北京名为遗址公园的景胜已多达10个。

2003年，合肥市启建了三国遗址公园。

2008年11月，我国首个地震遗址公园——四川广元市青川县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问世。

目前，中国的大遗址保护已陆续启动并逐渐步入正轨，由西安片区、洛阳片区和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组成的“两片三线”为核心的大遗址保护格局初步确立。

遗址公园这一概念正式进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始于2000年国家文物局批复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此后，又相继批准了秦始皇陵遗址公园和大明宫遗址公园的建设。

在《“十一五”国家重要大遗址保护规划纲要》中遗址公园建设被明确提出，并得到了各地的积极响应，目前已初步建成了集安高句丽遗址公园、安阳殷墟遗址公园、无锡鸿山遗址公园、成都金沙遗址公园等，正在积极筹建中的还有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隋唐洛阳城遗址公园、良渚遗址公园、牛河梁遗址公园等。

上述“遗址公园”相互间存在明显差异：

就性质而言，有些是考古发掘现场或遗址保护与展示园区，有的是重大自然灾害的典型遗迹保存地；有的是围绕某一历史题材策划实施的新建旅游项目；

就规模而言，有的整体展示古代城市或宫殿、园林遗址，有的仅展示了遗址的一个部分，甚至是一项建筑元素。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们当中只有部分符合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要求，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遗址公园。